，可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

最让何殊意挣扎的，似乎还不是钱：“她妈前几天给我打电话，中心思想是，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结婚时说得天花乱坠，遇到困难就退缩。说薇薇跟着我，真是瞎了眼。”

何殊意一直体面要强，如今有口难言。

“我爸妈也难受，”何殊意也不管姜星回不回，一味发文字过来，“老家亲戚都以为我在上海混得多好。”

姜星意识到，何殊意需要的仅仅是倾听。于是他也不多说了，何殊意发过来，他就看。

二零二一年夏天，久无音讯的何殊意又发来消息。这次更简短，更沉重：“我离婚了。”

姜星正在开视频会，他在同事眼中罕见地愣了一下，于是有人忐忑地问：“……姜总，我们这个数据有问题吗？”

“没，继续说。”

会议结束后，他走到阳台，给何殊意打了个电话。

殊意的声音很哑。多少年了，又听到他的声音，原来声音能瞬间打通时间，让多年的光阴坍缩成一声“喂”的距离。

但即使这么近，依旧春风不度。

“你还好吗？”

电话那头传来苦笑：“你说呢？”

沉默中，风吹进来，吹动了姜星没拉严的衬衫领口：“手续办完了？”

“嗯，民政局限流，我们排队排了两个小时，前面都是离婚的，后面都是结婚的，挺奇观。”何殊意自嘲地笑，“进去十分钟就出来了。结婚摆了几十桌，离婚的时候，连个吃饭的人都没有。”

“财产呢？”

“房子归她，车我开走，存款对半分。不过这两年疫情，也没剩多少。”何殊意叹了口气，“我现在租了个小房子，只能说比西安那个稍微大点吧。”

“需要帮忙吗？”姜星话说出口，才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我可以去上海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