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的干部负责跑腿，送物资、传信息、统计数据，一天下来至少走三四万步，脚底板磨出水泡，水泡磨破了，贴上创可贴继续走。中年的干部责任更重，要协调各方、安抚群众、对接上级，嗓门从第二天就开始哑，到后来几乎全靠手势和表情来传达意思。那个叫冯征的副镇长更甚，从水灾那天起就没离开过指挥部，有几次差点晕倒在现场。

干部负责，群众自然越来越配合。

刚开始转移出来的人情绪不稳，有人哭有人闹有人非要回去找东西，后来亲眼看着冲锋舟一趟一趟地把人往外出，看着救援人员坐在泥地上啃饼干累得站不起来……闹的人不闹了，哭的人不哭了。老人主动照顾小孩，男人们帮着干些体力活，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给救援人员烧水、煮粥。 同时，靳西流和李行远一直保持着联系。

起初他们的联系并不理想，因为信号基站在洪水第二天就被冲塌了，整个灾区断网断信号，想出一个能用的方法不容易。最后还是指挥部通过卫星电话协调，在临时安置点架了一部对外联络的座机。

这部座机白天被各个单位轮着用，到了晚上十点以后才空下来。

靳西流就每天那个时间点蹲在帐篷外面，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跟几十公里外的人说几句话。信号经常性的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一句话要重复两三遍才能听清，但两个人都没有挂电话的意思。

靳西流有时会讲讲这边的情况，他说“有次我们去接一个老人，老人上船后一直在哭，他一边哭一边说猪没了猪没了。后来我才得知他家的猪被洪水冲走了，养了一整年指望着过年卖钱给孙子交学费。唉，我当时心里可难受了，什么也不想说，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像说什么都不太对。黎收全知道后，就说人还在，比什么都强。”

有时他也会讲一些不那么沉重的事情，比如宁吉喆在安置点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到自己笑场，被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