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看不见围墙内的水深火热吗。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一个刘家安进去了，沉默中会有千千万万个刘家安继续用笔批判和抨击。

简成蹊是真的听不得那个名字，如坐针毡到杯子都拿不稳，也磕碰地弄出了声响。那些年轻人就顺着声音询问地把目光投向他，简成蹊被看得很不舒服，但还是问：“那你们是不准备回国了吗？”

他还真把他们问住了，因为谁都不能坚决地说出“不”，他们如果不是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也不会聚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你们很愤怒，”简成蹊继续说，“就像面对一个强大又专制的父亲，你们是暂时反抗不了的孩子，所以很愤怒，也会冲动，甚至有些小动作。但是，反抗父权不一定就要弑父。弑父是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里最坏、最极端、最不可取、也是所有人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而且这种方式反而会后患无穷，因为你也不知道继父会如何待你，他毕竟不是你生父，你们之间没有纽带和羁绊。”

“难道我们要窝囊得一直忍？”有人问。

“不是忍，是沟通。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通过反抗和叛逆来引起你的注意力，表达自己的不满，你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不管矛盾有多激烈，那毕竟是一个家。”

“家，”他说，“而且在一个家庭里，比起‘反抗谁’，‘我是谁’不也很重要吗？”简成蹊看了看费多尔，有些忐忑，但还是没有退缩地说道：“就算有千千万万个人写‘反抗谁’，总要有一人来写‘我是谁’。我要吃，要穿，要守着故土又想念远方，要向前走又努力跟过去和解，要死又想活。是，这些格局是很小，只关乎‘我’，但是如果，如果一个人连内在的冲突都化解不了，他又如何更彻底地去解决外部矛盾？如果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又怎么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该怎么确认，自己没有因为愤怒失去理智和基本的判断能力。” 酒吧的二楼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