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她不断安慰他，实在不忍看他再受折磨——毕竟他有那样的才华！——说了许久，他也不曾放松，双手依然紧握着手里的玻璃杯，眼神望着地面，“我也高兴，我真的、真的很高兴，我好想写一首歌，一首庆祝的歌，可我——”

“没有那么多‘可’，你想写就写，”她把手覆在他手腕上，“被束缚得已经够久了，不要再为那些东西束手束脚了。”

陈歌辛说好。可望着他的眼神，她忽然理解了有一些卖国者的言不由衷、迫于无奈。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是钢铁，也不是每个人都犯了滔天罪孽。像陈歌辛这样的人，她能原谅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坚持气节、投靠日本人的事吗？往日的自己也许能说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现在却说不清了。老话说论心不论迹，现在若是论迹则个个可杀，也就没有人要去论心了。迫不得已？一旦这四个字在脑海里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那是罪没错，但何尝不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时留在人们身上的疤痕？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将好的坏的全部炸成废墟，混同一道，消灭任何界限和留白，人们的生活乃至思想也是一样，一切都变得锋利尖锐，冲撞在一起互相毁灭。

她离开陈家的时候，天色尚早，人们都在欢笑。但有些人的欢笑中也藏着几分的哀愁。她望着他们的脸，觉得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心中还存有迷惘与怀疑。

但举起相机的时刻，她从无犹疑。

胜利了，她就开始为《胜利》杂志写稿，从陈家出来之后拍的很多胜利日的照片也卖得很好，一时收入可观。然而德堂说要她回来，要的几乎是立刻。重庆派来不少人，一个冯友贞，一个詹文浒{71}，德堂算计得精，指派她和对方接触，名义上是配合工作，实际上还带着监视的目的在。这是任谁都能一眼看穿的，而且詹文浒既然知道她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监视，一箭三雕的好计。她不满，但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