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传来一片附和声，“这在章程里写得很清楚。”

“您混淆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概念，”薛女士立刻反击，“根据《辞海》的定义，社会性别是指通常与某一性别相关的行为、文化或心理特征。而不是指一个人的生理构造，而是指他们的特质。如果你们想说乐希没有这些女性特质，那请记住，她作为一名在校生，被你们的老师和同学接纳了整整大半年，甚至没人察觉出任何异样。

“社会性别是我们对自我的认同，而生理性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虽然我的当事人出生时可能是男性，但她显然认同自己为女性，”薛女士据理力争，“这里有一份持证治疗师签署的证词，确认了乐希的性别认同障碍。

“所以，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榕州大学到底想站在哪一边？你们学校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给那个时代被剥夺权利的群体赋予力量。难道现在，你们要背弃这种精神吗？”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薛女士站起身，利落地收拾好文件，又把那张纸塞回包里。

“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说完，她示意我跟她一起离开。

这是薛女士的策略，把这帮人晾在会议室里自己去吵。我简直惊呆了，刚才薛女士就像一台推土机，直接把对方碾压了过去。

她的辩护逻辑简直无懈可击。我对法律一知半解，但也知道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往往比立法者的初衷更重要。如果薛女士是对的，如果校规里真的从未明确规定学生的生理性别……

那这简直就是天降奇迹。

那几个人在会议室里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直到大门再次打开，请我们进去。

这一回，桌子那头每个人的脸色都难看得要命，就像是谁在屋里打翻了陈年的醋坛子，酸臭味儿都写在脸上了。我和薛律师刚一落座，对方的代表就开了口，语气里透着一股子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