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前几日的激烈周旋与多方协商，陈志远终于从抽屉深处取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袋。

这是他当初与几位副投资人秘密谈妥的资金支持协议，原本留作后手，儘管数额有限，却是当前最实际的救命稻草。

随着协议逐一签订，报社的资金链稍获缓解，印务部重新开机，报纸得以继续印刷，头版的排期不致中断，员工的薪水也陆续发放了一半。整个局势似乎有了些微光明的跡象。

报社里的人一度松了口气，有人还说主编果然不是白叫的，沉得住气，也翻得了底牌。

但这场翻身仗只撑了不到一週。

纸张供应被「技术性」延迟，印刷厂忽然解约，税务所的人不知为何两度上门，连楼下的电梯都坏了三天，维修师傅却迟迟不到——

《上海文艺报》彷彿成了整座城市里，被无形之手锁定的对象。每一笔阻碍都不至致命，却日日积压、滴水穿石，让报社像条载重过载的船，眼见就要翻覆。

局势迅速反转，舆论开始酝酿。

向远站在编辑部门口，看着室内几张办公桌空了一半，有人已不再来上班，有人则默默收拾抽屉，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他想说些什么，却怎样都说不出口。

傍晚，陈志远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捏着一张稿纸。他神色冷静得近乎平淡，目光扫过眾人，声音轻而清楚。

「我明天会宣布请辞。」

此话一出，整间编辑部先是一静，随即炸开低声议论。

向远猛地起身：「你——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志远没回头，只是将稿纸放到桌面，一字一句地说：「他赢了。没必要让这报社陪我死得这么难看。」

那天夜里，《上海文艺报》的内页版头，悄悄刊出一则声明：

「本报主编陈志远先生因私务暂离岗位，相关事务将由副主编暂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