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们一起出国留学，后来钟翰选择回国，那人留美，三十多年没回过中国。妻子是白人，现在在美国大学授课，成为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住半山腰带泳池的独栋别墅，用着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哀痛地对钟墨林说，对于你母亲的去世我感到十分痛心。

他同学的背景也极度相似，大部分都是典型的美国中产形象，白人，信教，住在郊区，家里至少有两辆车。

他们在课堂上大谈什么是自由，甚至和老师发生争吵，其他人对于这种课堂形式见怪不怪。

如果“自由”是可以被讨论的，那自由到底是什么？

在父亲一封接一封的，国家需要你们这一代人的信里，他还是回国了，甚至提早完成课业，比正常毕业时间早了一年。

他住回了胡同里，骑着自行车去计委经济研究所上班，和别人一样拿着定数的工资，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但改变命运的知识不应该被供奉起来束之高阁，悄无声息间，很多东西就发生了变化。

赵明硕是他带的助理研究员，也是名校的大学生。

他开始思考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现在他拥有的太多了，顶尖的专业知识，宽阔的海外视野，父辈的人脉，研究所的合法身份，在改革开放初期规则模糊、信息不对称，又监管不到位的年代，可以说很多东西对他轻而易举。

对金钱的渴望掺杂着对边界的试探，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恨。

双轨制的巨大弊端开始显现，有句流行的俗语叫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几次小打小闹不再能满足他的胃

口，如果说他距离研究所的核心权力还很远，物资分配项目审批他插不上手，但他经常去地方调研，和各种企业打交道，这种接触灰色地带的方式，似乎天然给了他变现的机会。

这时最重要的就是拉一个人，拉一个手握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