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前几次找江离都是为约她去自驾的邵泳之，在最初的狂喜后，忽然又是给江离发红包、又是要求江离向他投屏。邵泳之隔着时差的作息之阴间，令后来的江离意识到，当时的邵泳之不是多线程办公高效率，而是焦虑到几乎做不了别的、状态极其之差。

邵泳之与江离皆不学法。他们分别认识不同的、学或做法律的人。不过，邵泳之不敢向这些人问。邵泳之查阅新闻、法条、规定、解释、判决文书，发给江离一堆理解与判断，不多久又发给江离一堆更新过的理解与判断。后来，他们转换思路，从“是否违规”改为“如何避免被官方调查到”。

他们最明显的接近违规之处，应该是，这支私募基金的实际的最核心的策略制定者，邵泳之与江离，没有被写在基金备案中。

最终，邵泳之痛恨起帝国的选择性与运动式执法。在金融市场内，风险与收益是双刃剑。监管防止零售投资者承担过高风险，同时即剥夺他们获取巨大收益的可能。人为地，用钱生钱的机会随社会阶级累进。发国难财的思路与技术不难，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全地这么做；小盗者诛，大盗者为王侯；它的资质，被留给了原本就大概率将不被国难伤害的人。

邵泳之与江离的行为，不及在战争期间囤积、倒卖管制生活物资过分。他们曾经所持有的，说到底是一批保险，而保险只要无法被赔付──邵泳之与江离也没有去等未必被兑现的赔付，他们在那之前将这部分资产脱手──就是一堆废纸。负责赔付保险的亦是金融机构，不是已经被战争摧残的普通人。邵泳之起初惊慌的原因，是他实质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做空了帝国一些很关乎国计民生的市场。这是在一些人听来不甚政治正确的事。操作一旦被发现、举报，或许会累及邵泳之世代簪缨的长辈。再者，邵泳之的家族虽然有贵族头衔，但那几位皆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在金融市场的执法实务中，邵泳之所在的基金公司可以被当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