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了办公室，额头抵在桌面上，骨头缝里像有群蚂蚁。

接下去的几天，他的体温在高烧的区间反复徘徊。

退烧药只能带来汗淋淋的虚脱，药效一过，热度便卷土重来。咳嗽，乏力，夜间盗汗浸透睡衣。

姜星听着窗外北京春天特有的风声，潜伏在意识深处许久的恐惧，随着体温的居高不下，终于破土而出，疯狂张扬。

……难道是？

过去混乱的夜晚，某次摒弃防护挑衅般的放纵，所有的细节带来的可能性令他不寒而栗。

他疯狂地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比对每一条症状：持续性发热、盗汗、淋巴结肿大……深夜从噩梦中惊醒，他摸黑冲到浴室镜子前，用颤抖的手指反复按压脖颈，锁骨，腋下，臆想着那里是否已有不祥的肿块悄然隆起。

那是他生命中最漫长灰暗的时光。公司上下只以为他得了严重的流感，工作电话转给助理，对外一律宣称需要静养。

他独自蜷缩在公寓里，与臆想中的死神对峙。想起父母的白发，好不容易拼杀来的事业，想起西安的冬天，何殊意将温热的手掌贴在他的额头上，说：“有点烫。”

悔恨和后怕快把他凌迟，因为，如果真的……真的是那样，那么一切都完了。

他所有的努力挣扎，刚建立起来的，都将化为乌有 ，连带父母晚年的安宁都会不复存在。

在体温终于勉强稳定在低烧状态的某个清晨，姜星戴上墨镜口罩和帽子，去了疾控中心。他看着暗红色的血液被缓缓吸入采血管。

“一周后取结果。”医生例行公事。

等待的过程中，姜星活着，像死过一遍。

虽然已不再是不治之症，但他没有一辈子吃药躲藏的勇气。他恢复冷静地整理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保险单据，草拟了简短的遗书。

他审视自己的过往，以痛苦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