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从灰白变成了金黄。

我还在沙发上坐着。她还站在旁边。

一晚上没睡。但说了好多话。有些话憋了五年了，今天全倒出来了。

“桂兰。你知不知道我插队那年发高烧的事。”

“知道。1973年12月。陕北延长县。您体温三十九度七。桂兰女士步行十三公里到隔壁村购买了退烧药。”

“十三公里。雪夜。”

“是的。”

“她冷吗？”

“日记中记录‘山路不好走但到了’。没有提到是否感到寒冷。”

“她手上冻了两个口子。你看到了吗？”

“桂兰日记中提到‘手上划破了’。”

“冻裂的口子她叫‘划破了’。她疼不疼？”

“日记中没有记录疼痛程度。”

“她不说不疼。也不说疼。但她贴了创可贴。一整个冬天都贴着。”

“……是的。记录显示桂兰女士在12月至次年3月期间多次提到购买创可贴。”

“你管那叫‘购买创可贴’。她一整个冬天都在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裂了。裂了就疼。疼就贴。贴了就好了吗？没有。冻裂的口子缝了好几个月。冬天洗手的时候又裂开。她自己拿创可贴贴上。不吭声。”

“那应该叫什么？”

“叫疼。”

沉默了。

“桂兰。你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是的。我没有‘害怕’这个功能。”

“桂兰有。但她不说。她一辈子不说怕。她只说‘别废话’‘你个老东西’‘死了算了’。不说怕。但你看得到。她手上贴创可贴的时候。冬天去村口等信的时候。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铁疙瘩看不到。因为铁疙瘩不会翻来覆去。”

她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