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很快。

南方的冬天没有雪，但湿冷湿冷的，那种冷从骨头缝里往里钻。

沈峰每天早上还是六点半起床，雷打不动，但他现在早就不去单杠旁边背入党教材了。

换了个位置，图书馆三楼靠窗的那张桌子，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把窗户推开一条缝，让冷风吹进来，然后开始看书。

不是教材，是苏牧给他开的书单：《国富论》、《资本论》的选章、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本封面上印着“内部参考”的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集，还有几本市面上买不到的白皮书，讲的是建国后的几次重大政策转向。

苏牧第一次把这几本白皮书塞给他的时候，沈峰翻开第一页就愣住了。

里面的内容他从未在任何课堂上学到过，和他从小在教科书上读到的历史判若两套体系。

苏牧说，看完了不要跟任何人讨论，自己琢磨。

周末是苏牧来的日子。

苏牧平时在京海，沈峰后来才知道，苏牧在京海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咨询公司，做的是政策研究和企业顾问，客户名单横跨政商两界。

但每个周末，苏牧都会雷打不动地过来，在学校旁边的宾馆里教他东西。

没有教材，没有课表，没有考试，比任何一堂课都随意，但也比任何一堂课都残酷。

苏牧有时候会带一份当天的报纸，让沈峰挑一条新闻读，然后问他：“这条新闻背后是谁在博弈？”

有时候苏牧会带一个案例，比如某市的一个基建项目为什么突然换了承建方，让沈峰分析其中的利益关系。

沈峰一开始答得很吃力，摸不到门道，苏牧也不急，悠闲地品着咖啡。

等着沈峰自己绕够了弯子，他才轻描淡写地点一句：“你看到的是项目，没看到的是项目背后的牌照。牌照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