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峰试探着多说了几句，说自己从小没了父母，一个人在南方求学不容易，入党是他这几年来最大的心愿。

主任听着，频频点头，表情始终是和蔼的、同情的，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意思。

沈峰又去找了党总支书记，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书记说话更干脆利落，但态度同样模棱两可。

“组织上会认真对待每一位同学的政治审查，你回去安心学习，不要有思想包袱。”

两场谈话下来，沈峰心里凉了半截。

两人话都说得滴水不漏，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但也同样没有任何值得抱有期待的温度。

回到宿舍，沈峰苦思冥想许久，想到了送礼。

他还有母亲留给他的三千块。

这三年里，他靠奖学金和周末出去做家教维持生活，一分都没有动过。

沈峰从箱子夹层取出存折，看着上面那串数字。

在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这不是一笔小钱，足够一个学生舒服生活一年。

可这钱对于成年人，尤其是主任和书记这样的人，每人一千五就显得过于寒酸了。

这点钱能打动他们吗？

万一人家不收呢，觉得是在羞辱人家，反而适得其反。

可陈老师的话里，分明又有“打点”的意思。

沈峰在宿舍里翻来覆去地想，从周五想到周六，还是没有拿定主意。

他把存折放回箱子，又拿出来，又放回去，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趟。

时间已经到了周六下午。

宿舍的同学都出去玩了。

老张去篮球场了，另外两个结伴去了市里逛街。

沈峰一个人躺在硬板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发呆。

天花板上的吊扇吱吱呀呀地转着，搅动着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