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视而不见，真让我开眼了。我猜，即使录下我与克莉丝汀第一次做爱时她说过的情话，你也会说，这只能证明一种肉体的关系，算不上爱情，更谈不上婚姻？你不会认为两个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爱情吧？至少，偶尔听你讲女权，你似乎允许过这种可能性——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家里。”

伊万想争辩几句，又不知该争什么。下一条短信来了。

“我不幸没能跟克莉丝汀结婚。但是你引以为傲的婚姻，真的诱人吗？克莉丝汀最初的脑瘤诊断，是在八月份；她没告诉丈夫，而是去酒吧引诱了一个女人，一个此刻给你发短信的女人。你的婚姻像堂吉柯德的盾牌，不堪一击。克莉丝汀从来没指望依靠你。谁又能怪她呢？在她脑瘤恶化的时候，是谁提出的离婚，又是谁劝她不要离？”

伊万又想争辩几句。他忍住了。

“至于这两笔保险金，我本不想争，但克莉丝汀恰好料到会有人争，她刻意嘱咐我，要拿住二十五万。为她这句话，我会请律师，以后请你跟律师联系。对了，有份相关文件，你可以跟你的母亲核实。克莉丝汀也很意外……”

婷婷发过来一张手写文件的照片。是克莉丝汀的笔迹，说某年月日，她心智健全，自愿将二十五万人寿保险的受益人改为婷婷，下面有克莉丝汀和证人的签名。伊万骇然发现是他母亲的签名。

克莉丝汀患病的消息，按她的意愿，长时间没通知伊万的母亲。要动手术了，消息传开，母亲想探病。伊万问妻子可否见婆婆一面，她说：“可以。但她只能住旅馆，因为婷婷在家够累了，没精力服侍客人。”婆婆坐飞机过来，在病房见到了儿媳。伊万当时焦头烂额，跟母亲没说几句话。本来也不觉得她能帮上忙，孰料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又当了最后的知情人，伊万想。记得在葬礼上，母亲欲言又止，以为是找不到安慰的词句，看来是想透露这事。后来母亲打电话、发短信安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