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43岁的时益恒才刚在医药公司升了职，事业鲜花着锦。

41岁的朱岩早已是正高职称，三甲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副主任，年前参加一支援藏医疗队去了拉萨，两年之后回来一定继续往上高升。

而16岁的时为，休学已经半年了。

事情似乎就是在朱岩出差之后开始恶化的，学习上的，纪律上的，以及其他。

学校老师叫家长，而时益恒最受不了这种事，与他的关系降至冰点，两人几乎不说一句话。

时为似乎也是存心给父亲难看，开始拒绝上学。而时益恒宁愿编造理由给他请病假，也不会跟学校老师说他就是不想去上学。后者更像是一种绝症，而且一定会被归因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而他时益恒的家庭或者教育都是不会出问题的。

后来，他又做了更过分的事，朱岩请假从拉萨飞回来，带着他去见心理咨询师，谈话一小时几千块的那种。

但整个过程中几乎都是时益恒在说，用他外企高管的口才，扮演一个一片苦心不被孩子理解的父亲。时为全程沉默，反正都让时益恒说完了。

而且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他确实挨过打，但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情了，程度也远不能跟新闻里伤痕累累的那种虐待事件相比，给他留下的更多的是记忆里的印记，那种从暴怒到鄙夷再到漠视的过程，要是说出来，反显得他自己太脆弱了。

提出要回来职工楼住，其实不过就是他的又一次任性之举，因为他自以为看出来时益恒害怕让别人知道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存在的问题。但真的来了，才知道自己愚蠢，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的其实只有他的外祖父母而已，他的父母并不关心，更像是甩掉了一个包袱。

也是在那一天，丛欣奉了母命一早骑自行车过来，“帮助帮助他”。

她敲敲406-2的门，探头问：“我可以进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