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安妮的鞭子愚弄了你，”潘诺夫对慌乱的姑娘说“在那双冰冷的、无情的眼睛底下是一颗包着极薄的花岗岩的心。事实上，她两个星期以前才从五楼逃到三楼，可是我们不敢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助手咯咯笑起来，护士长无可奈何的摇着头，这时柜台后面桌子上电话响了。

“你去接下电话好吗？亲爱的，”安妮对年轻姑娘说。助手点了点头，退回到桌子边，护士长转过身来朝着潘诺夫：“莫医生，有你在旁边我怎能教会她们记住哪怕一件事情？”

“用慈爱，亲爱的安妮，用慈爱，但别丢掉你的约束。”

“你真不可救药。告诉我，你那个在五号甲病房里的病人怎么样了？我知道你很为他担忧。”

“我现在仍然很担忧。”

“听说你昨晚熬夜了。”

“我想看半夜三点钟电视上的一部电影。”

“别干这种事了，莫，”护士长用长辈的口气说“你还年轻，不应该为那种事搞坏身体。”

“可是我可能已经老到无法避免这种事了，安妮。但是，谢谢你的关心。”

突然，潘诺夫和护士长同时意识到有人正在找他。大眼睛的护士正在桌子旁对着麦克风说：“潘诺夫医生，有电话找——”

“我是潘诺夫医生，”精神病医生低声对那女子说道“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里的安妮多诺万实际上是我从波兰来的母亲。是谁来的电话？”

助手盯着他白大褂上的身份卡，眨了眨眼睛回答道：“一个叫亚历山大康克林的先生。”

“是吗？”潘诺夫吃了一惊，亚历山大康克林有五年一直是个时来时往的病人，直到后来他们一致同意他已调整到他能调整好的程度，而这种调整并不是很多，他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少。不知康克林打电话来想问什么，反正一定相当严重才会打电话到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