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凭恃。

除了程老板。

抗战结束后，文艺界头一个恢复元气。程老板去年在政府军进城的庆功宴上就被人请去登台献唱，后头人知道他在海城，一个接一个来请，他硬是连唱了一个月，才找个机会脱身回了京城。

连着桂生在电影厂也忙脚不点地，抗战期间，稍微有些骨气的文艺界人士隐居的隐居，出走的出走，如今重整山河，很是出了几部振奋国人心志，叫好叫座的电影。

桂生趁这股风潮，把他大哥桂丰也介绍进了电影厂做场记。方校长倒想叫儿子们接着读书，可师母的病吃药要钱养，出完桂玉学费之后，家里再余不下一个子儿，只好默许了儿子们的安排，先在电影厂打工，攒够钱再去上学。

就连桂宝，说是那家人把他当眼珠子疼，最难的时候，别人一家人也没饿着他。师母略安定些后，一直惦记着把孩子接回来。方校长是个信人，念在那家人在自己家最困难时养了孩子，坚持不愿过河拆桥，这事也就算了。

不管怎么说，一家子的日子又可以热火火地往前头奔，在这样的乱世中，已经是绝大的幸运。

街上的乞儿跟战前一样的多，街角揽客的流莺，可能她几年前还只是个穿着女中校服的学生，角落里吸成人干的大烟鬼，或许他也曾经诗酒风流出身不凡。

三月已经开始进入春分播种，田里却没有多少农人。往往是一块稻田之后，出现大片长得比人高的茅草。

春妮穿南往北跑了三个多钟头，自行车两个轮子差点蹬冒烟，总算到了地方。

他们约好的碰头地点依然是刘家村，春妮在村口按约好的暗号嘬起嘴唇学了三声黄鹂鸟叫，等待藏在芦苇荡深处的人来接她。

将将没等下车，她就发现道旁偌大的田地里一个人也没有，不像其他地方，稀稀拉拉的，总有两个人在。

春耕正忙的季节，人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