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嫌犯密会，既然被告和这么嫌犯是第一回 见面，彼此不熟悉的前提下，为何会夜晚与他独处？这显然是一场实现密谋好的犯罪。”

随后，控方面向成娜：

“被告人，请问，你是否承认案发前曾与你的弟弟有过私下接触？” “我承认。”成娜答。

冯奉春站在法庭中央，语速平缓而有穿透力：“控方的提问充满诱导性，试图将“私下接触”和“犯罪共谋”画上等号。而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而不是推测的竞技场。”

她转向陪审团，语调微微加重：

“让我们回顾事实，被告与另一位嫌犯确实有过交流——这是任何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免的场景。要知道，成柏林是被告亲生父亲派来的唯一代表，是她当下了解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而当时，她并没有回到亲生家庭，因为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家庭有疑问，而去问自己的弟弟，有什么问题？私下接触本身并不能代表被告知情。更不能说明她参与了犯罪活动。”

检方追问：“那么，被告人在案发后为何迟迟没有报警？这是否足以证明她有意隐瞒。”

冯奉春环视法庭，声音高挑：“阁下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报警等同于无辜”，请问，这是否公平？”

“案发后，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胁而陷入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安全——她选择了保护自己。这不是犯罪，这是生存本能。”

她用悲伤的语气向陪审团强调：

“我的当事人，当时正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极度恐惧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不仅是由成柏林的威胁造成，还与她长期以来承受的心理压力密不可分。”

冯奉春收起收起悲伤，缓缓吐了一口气。

“首先，被告在案发时期正在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疗，有明确的病例记录显示，她在此期间患有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