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茶楼，说：“我们去那边吃点点心，说说话。”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呀？”婉萍问。

姜培生回答：“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活着回来了，总想见见熟人。”

他话里提起了几个月前在上海的那场战争，陈婉萍看着姜培生，发觉他比半年前要瘦了不少，仔细瞧还会发现右边耳朵上有个缺口，只是伤口已经长好了并不非常明显。

“好，”婉萍点点头，跟着姜培生走到茶馆里。他们挑了个人少的角落，婉萍对姜培生说：“刚才忘了恭喜你呢。”

“没什么好恭喜的，我黄埔同期的同学里面混的好的已经做上校了，我这才刚刚升少校，跟人家一比属实丢人。”姜培生提到这些，面上颇是无奈，叹了口气摇头说：“要不是这次在上海跟日本人打得凶，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升校官。说起来也是倒霉，让我摊上那种事。”

姜培生的口气里并没有多少升官的喜悦或者得意，更多的明显是抱怨。陈婉萍不禁好奇问：“哪种事会这样拖累你啊？”

“怎么说呢？”姜培生啧啧嘴，目光扫了圈周围，见旁边也没什么人，身体往前倾，压低了声音说：“这事儿我倒是不怎么怪我那同学，主要是更怨恨背后捅刀子的人。”

陈婉萍咬着下唇，专注地看着姜培生，等他往下说。

“民国 18 年*3 月，校长下令讨伐桂系，在武汉我们跟他们打了一仗。本来大获全胜该是个喜事，但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一个同学是红的，本来无凭无据的事情，但那两年正大搞清党，但凡有点嫌疑的都会从重办理。我记得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晚上他就叫人带走了，此后再没见过，估计是丢了命。”姜培生说着长叹口气儿：“我和那同学在黄埔时睡隔壁床，交情很是不错。他出事以后，我也被人调查过，虽然表面没什么波澜，但就此我算钉死在上尉这里了，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