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破损处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没有人，放着一个老式黄铜桌铃，我按了五六次，终于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从虫蛀的布帘后面探出来。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晚。”我说。

布帘后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边，搔了搔肿胀的酒糟鼻，“几晚？”

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后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发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象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后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么？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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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后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