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最后把他拖了出去，绑住双手，塞进一辆小货车的货箱里。军情六处和西德对外情报处都喜欢用这种小货车，要不就伪装成干洗公司，要不就是“专业园艺服务，树木移栽，草坪修剪”。封闭的货箱可以隐藏很多东西，武器，无线电设备，活人。

霍恩斯比在波恩等候，愤怒，焦虑，难以置信。他把自己和安德烈一起锁进地下室，这样大使馆里的人就听不见他们冲对方大喊大叫了。行动处处长的论点无非是，安德烈第一违反规例，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用工作护照入境“敌对领土”；第二，柏林微妙的力量均衡状态比肥皂泡更脆弱，“看在上帝份上，那是东柏林，在错误的时间打个喷嚏都可能导致世界末日”， 安德烈居然还打算在斯塔西的鼻子底下协助一位东德公民偷渡。

“就凭护照这一件事，你就应该在监狱里待到七十五岁。”

“什么罪名？”安德烈反问，“你准备好当众向法官解释军情六处在柏林的行动了？顺便说清楚为什么这个部门不在官方文件里？是不是还要说明工作护照的来历，传唤奥地利情报人员？外交大臣会为此跳河的。让我们别玩这一套了，长官，你和我都明白你不能冒险把我拽到被告席上。”

安德烈戳到了一条发疼的神经，霍恩斯比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踢了一脚储物架，来回踱步，再深呼吸了几次，转过头面对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