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看到的是《玫瑰的故事》里苏更生那需要依靠继父的母亲、《雏妓》里何玉玲那恶毒愚昧的母亲、《洛丽塔》里洛丽塔那早早死去的母亲、《漫长的季节》里沈墨那没有话语权的伯母……

我想，这也是冥冥之中我没有把《夜以继日》里严冬的母亲杜俊芳作为“声讨对象”的原因。

因为无论这些母亲强大还是弱小，她们某种程度也都是“受害者”。

这是系统性问题，不单单是母亲的问题。

这里包括千百年来谈性色变的“羞耻”烙印。

包括我们文化中的“回避”、“忍耐”、“中庸”、“道德”、“孝顺”、“得体”、“家族荣耀”。

包括上一辈对这种创伤严重程度的认知——他们的“雷达”可能不够敏锐。

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与尊重。

包括他们对处理类似事件的恐惧和耻感。

做鸵鸟便成了父母最常态的选择——“事情或许没有小孩子说的那么严重，即便真的有，少接触就好了，都是一家人/熟人，能怎么办？也没有证据，摸一下不会少一块肉，不声张可能也是保护。”

而母亲作为最先被孩子求助的对象，也没有通过抗争获得解脱的历史经验，曾经也没有人为她们站出来过，她们没有真实需求被看见被满足的熟悉体验。在《夜以继日》里杜俊芳作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外敢打敢拼，给全家带来不错的物质生活。她理解严爱人的梦想，甚至为她牵线，但涉及代表自己形象和切身“利益”的亲生女儿，她是无法欣赏、无法信任、无法鼓励的，她的子女必须“正确”，不能冒进（比如女儿想要学的专业不被允许）。她比上述问题又多了一层家庭关系的“套子”，加上她身上拥有着被亲情塑造后的“钝感”（父母曾经不同意她离婚，那个年代大学生和大学生结婚就应该被羡慕，闹离婚就是笑话，就是不懂事），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