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家里静的像下雪的山谷，我想你那天晚上也没睡好，我们各怀心事。

第二天，你去上课，我去办公室，遇到韩新，他嘴脸丑陋，问我，“北街公园的白桦林挺好看的哈？”

我说我没去过，不知道。

时至今日，若要真计较，我给自己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其实并不准确，我只是爱你，只是你恰好是男人，我才符合同性恋的定义。

然而，这些无所谓，一直无所谓。

你那几天都不怎么在家，周五下午回来，突然跟我说很多话，讲你上学时的事。我听着，听你把话题引到同性恋上，说你问了一些熟人，这是一种心疾病，有办法治好的。

我记得我听到最后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在香港，同性恋属于刑事案件，可依然有同性情侣公开，爱与自由选一；在内地，同性恋会被送进医院，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词，爱与健康选一；但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北的丹麦，同性情侣可以注册婚姻。

我问你，“怎么治？电击还是吃药？怎么算治好？不再爱你，就算治好吗？”

你看着我不说话，我背后，圆桌上摆着那朵八月菊，插在牛奶瓶里，花瓣上有黑点。

事情到这个地步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以为我可以默不作声在你身边很久，十年八年，翻译几本名著，陪你功成名就。

然而短短几个月，我们就为我该不该爱你对峙。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以我见过的那些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我以为你这次是一定会辞退我。

我坐卧不安，绝望透顶。在家只住了一天，周六一早我就跑了回去。

钥匙插进门里，闯过一关；拧动，又闯过一关；看到我的东西原样未动，我松了一大口气，靠在门上，险些落泪。

你从沙发上抬起头，睡眼惺忪，“周日了吗？我睡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