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没错，这都是她的目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把自己挣到的钱，给裴清璋，支援陶静纯的医药费。

别的都涨，医药费也不能避免。1945年2月的这一天，她走在上海街头，手里握着相机。由于清楚地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并且可以轻松地规避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耳目，她丝毫不担心自己会因为拍照而被抓走。

其实这些年在上海，在路上总是匆匆忙忙，急于去这里，急于去那里，从风景中穿过，很少停下脚步来细细欣赏，现在因为这样的机缘而有了机会，若欲自嘲，对自己舍不得，因此镜头之下似乎总带着几分哀伤。

比如此刻，淅沥小雨已经停了，她走在大街上，汽车早已没了，人力车来去匆匆，远不如两年前曾有一次，她站在旁边这栋大楼的三楼看到的那样，汽车向北，人力车向南，秋雨中几乎拥塞了整个马路，不时溅起泥点。

现在连泥点也没有谁来溅起了，脏水只是流进下水道。

生活这样一天一天的萧瑟下去，如同人们的钱包与财产。

她在街角站定，预备拍摄一个空荡荡的街角，然而按下快门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过——这年月还能开得起汽车的不是汪伪的官就是日本人了——她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也许有这辆车，也许没有。

一切也许会好，也许不会。

转过街角，她向人流应该更密集的地方走去。她喜欢拍人像，好的照片应该在那一刻凝固刹那真实，好的照片要能保留那一刻的情感，照片是即时的，所以是永恒的。

走没几步就看到一家银号，果然有不少人拥在那里，也许是排队等待换钱。有人西装革履——有的旧，有的还算半新，总之没有簇新的，有的还洗得发白了——有的穿棉布长袍，厚薄一眼就可看穿。她看到人家换钱，就想到自己的存款，自己的现金，裴清璋存下的那些“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