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推下高楼的假象，想给他身上加上一条故意杀人的指控。”季瑛看着我，语气中藏着心痛：“薛时绾，值得吗？你就把自己的命看的这么轻贱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果问这话的是其他人，我大概会很坦荡的说自己就是烂命一条，能拉着薛建国一起下地狱很值得。

可偏偏现在问这话的人是季瑛，是无数次帮助我，无数次包容我理解我，无数次原谅我的任性，永远不求回报想要给我更好生活的季瑛。

她是那样的珍视我，甚至超过了我自己。

我强忍着喉咙里翻涌的眩晕感，身子向前探着，伸手轻轻帮季瑛擦掉脸颊上的泪水。

“对不起。”

我今天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大概比我前面几年说过的加起来都要多，可是面对季瑛，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方法弥补，我做的事伤透了她的心。

季瑛的眼泪越擦越多，她转过身去，仓促的抹了两把脸，大概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像是逃跑一样找了个借口，快步走出病房。

我看着她的背影，久久的回不过神来。

下午警察的确来找我问话，我纠结许久，最后还是选择了把一切和盘托出，我把薛建国在国内的所作所为都一一说了出来，笔录做到最后，负责找我问话的女警官脸色已经完全变得严肃。

我知道国外警察很大可能不会追究薛建国在国内的罪责，但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你们会通知中国警察来抓捕他吗？”

女警官十分委婉专业的回应：“我们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答案，我心里没什么波动，没关系，反正那份偷税漏税的证据足够薛建国在irs的审讯室里好好喝一壶了。

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一个阻碍。

第二天我的状态好了很多，可以下床被人搀扶着慢慢走，季瑛正扶着我在病房里龟速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