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的打算，也明白太宗在文治上的用心，后人雾里看花不分明。

可武，兵，战……他抽抽嘴角阖眸，赵光义在军事上的举措是何缘故，自己埋下的祸端传到后来渐成大难。

盛世，乱世，不知后日，他二人皆任其咎。

【如果要给大宋定一个主旨，北宋在“变”，南宋为“复”。】

天幕画面渐转，展示出两本奏本，范仲淹眼神一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想必是王安石写的。他二人此时有过交集，却不怎么深，后来自己深埋黄土，无缘得见，只能从天幕口中遥想后来变法者如何前行，又不甘地看变法滑向不可预料的来日。

神宗朝，王安石抚摸书案，沉吟：“范公千古。” 【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变之一字由温和到激进，由吏制腐败整顿到更大范围的财政和军事，有志之士一直在尝试。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而范仲淹说“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赵光义父子在时，家里钱还过得去，但真宗酷爱祥瑞，用兵不利，皇家私库又被烧，到仁宗手中就很拮据。天灾频发，西夏不胜，结果就是身处盛世，但缺钱得很。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条新政，为期不到一年以失败告终。反对派打散了新政开始内斗搞攻击，仁宗皇帝表示“毋或朋比以中伤善良”，但他太善了，说话效用不大。

执政与台谏官的纷争持续好几轮，新政失败后重回高位的改革者们不再变革，而是将大力气都耗费在夺权上。王安石因母忧暂离朝堂，开始沉淀自己的理论以待天时。

失望吗？当然有，但前景尚明朗。程颐进《上仁宗皇帝书》和《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苏轼有《进策》《进论》二十五篇，司马光有《论财利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