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之辈难道就不会祈祷屈子得楚王信重，期盼诸葛武侯北伐成功？后人总有小说戏言，大约也承载千万种这样的梦。”

苏轼转身共同远眺：“长子出生时，我曾写诗说惟愿孩儿愚且鲁，如今天幕现世，为兄居然当真觉得……大宋能在此际遇下有所改变，吾儿也不必学他父亲，被聪明误一生。”

苏辙不爱听他自嘲，纠正：“现在也不算误一生了。”

苏轼闻言畅快道：“确实，原本历史轨迹上你我终不得见，今生却可夜雨对窗，乃大幸，当浮一大白！”

他端起酒杯携皓月清风满饮，对苏辙笑言：“佛云三千世界，芥子须弥，历史车辙转向，或许后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饶有兴致地旁观你我呢？”

【另一种笔法则是曲笔，屈从于政治权威来写，既虚美又隐恶，很多阴谋论都以史家曲笔为出发点，认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乱写，文献就是一堆废纸。 但我国传统史学，从来都是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禽鱼之结侣，冰炭之同器，曲笔和直书看似完全不和谐，君主有圣人之权，笔者有君子之道。政治理想和现实交杂，谁都和自己的性命没仇，但执史笔又有天然使命要担着，“法先王”还是贴金箔就成了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而对皇帝来说，或者，对于大部分皇帝来说，这支笔也不能完全忽视。

封建社会通用的那套以史为鉴的史学观念脱胎于儒家，皇帝和儒家缠缠绵绵几千年，对其需要又厌恶。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权，某种程度上又被它制约，落到现实就是天子与臣子，乃至天子与史官。

道理也简单，如果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笔，在记录时有所隐瞒或修饰，那做皇帝的又该怎么确定他们对执政者没有个人的好恶呢？讨厌顶头上司是传统美德，叮嘱了看不了也没招。

再者，既然史书象征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