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忙说：“记得，史老师，你找我是因为？”

“我想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希望你能够承受。何佑民先生去世了。”

“什么？你能……”

“何佑民先生，去世了，在加拿大。他的部分遗产委托我和相关法律代表，转交给你。”他说着，我却好像逐渐失去听力，脑子里只留下嗡的一声。

史蒂夫还说了一些话，关于他遗产处理的，他要和我见一面，可我没有再听下去，挂了电话，倒也没有掉眼泪，但是内心支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消失了，我不悲伤难过，这些都已经经历过了，那些夜夜买醉的日子，我妈问我怎么老是喝酒，我说，因为我想姥姥了——但事实是，我想他，我想何佑民。

我感觉到的是空洞和虚无。我脑海里浮现出很多关于何佑民的事情，和他刚刚认识的时候，和他去听演唱会，和他跨年，和他分手，和他做爱。

我的大半青春时光里，何佑民都未缺席。但这天以后，他要永远缺席了。

那是2010年年底，距离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因为史蒂夫的执着，我还是见了他，接受了何佑民的部分私人遗产。他不是死于艾滋病，而是因为艾滋，免疫低下，在加拿大的流感季节，患了重流感，没有撑过去，所以离开了。

“何先生临走时，拜托我跟你说，他的号码还留着，如果你想他了，就给他打打电话。”史蒂夫告诉我。

何佑民给我的东西不多：一笔钱和玫瑰小区的那个房子。那个房子我现在正住着，那笔钱我给了爸妈做投资。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终于没有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何佑民打电话了，可我也没有因此换手机号码。爸妈说我的号码和他们的不是亲属号，叫我换掉，我也不肯。

我当然不是盼望何佑民会打回来。

我只是知道，我这个号码对他来说，一定是有过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