叼了根菸，搭了严誉成的顺风车。他开了辆保时捷，双门，四座。这车不知道多久没开过了，后排落了点灰，座位上还放着两本书，我瞥了眼，好像是心理学的书。

我举着胳膊抽菸。过了两条街，严誉成瞥了瞥我，说：“你以前很开朗的。”

我敲了敲车窗，说：“我现在不开朗吗？”

严誉成看着前面的路，只用眼角瞟了下我，声音含糊地说：“你现在有点麻木。”

我夹开香菸，隔着烟雾看他，笑了笑：“我以前也很有钱的。”

他没声音了，可能觉得我在和他抬槓。我装作不知道，专心抽我的烟。

过了阵，他又说：“我和范亭很久没见了。”

我知道他在没话找话，但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有营养的话题，只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嗯，你住在欧洲，但她回国很久了。”

我们在路口等红灯，严誉成也点了根菸。他看着前面的十字路口，抽了烟说：“你搬家了。”

他的语气不太好，好像在控诉我没告诉他我的地址，好欢迎他随时打个飞的大驾光临。可就算他来了，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要举行个辩论赛，讨论出是干路天寧更爽，还是被路天寧干更爽吗？我家破產后我一个人回了国，发现我爸跑了，我妈自杀了，我家的房子被银行收回去了，这些故事我全要一字不落地告诉他吗？

光是处理好这些事我已经很累了，我没力气为他再回想一遍，重温每一件事的每个细节。他不过是我一时的上帝，我不渴求他对我大发慈悲。

我不想说话，可他还是问：“你住哪里啊？”

我一下没心情抽菸了。我把香菸扔到窗外，说：“不是什么好地方，很远很偏。”

严誉成沉默着抽菸。我沉默着看窗外。二十分鐘后，他把车停在一家酒吧门口，下了车，又在我身后踩灭菸头，和我进了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