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三年赋税，此后税率也远低于此前各国、各部落、各势力的苛捐杂税，同时废除贵族阶层的免税特权，实现税负公平。

在司法上，大宋和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引入大宋的成文法体系，摒弃原有的部落私刑与宗教法陋习，保障平民和奴隶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些举措驱散了平民和奴隶对“入侵者”的恐惧，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生活境遇的改善，对大宋和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的统治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认同。

民心的归附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获得土地与自由的奴隶、恢复安定生活的平民，纷纷投入生产重建之中。

在大宋派遣的农官指导下，中原的先进农耕技术与作物品种被引入中亚，水渠、灌溉系统等水利工程得以修复并扩建，原本因战乱荒芜的农田重新焕发生机，粮食产量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甚至还有所提升。

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则在大宋划定的牧场内安心放牧，牲畜存栏量也有所增长。

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商贩重拾旧业，依托大宋开辟的商路，开展跨区域贸易，中亚的物产与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轻重工业品等商品互通有无，市场逐渐繁荣。

赵俣的一众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引入的诸多需要人工多又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厂为他们各自的诸侯国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实实在在地改善了中亚地区的民众的生活。

中亚各地的粮仓日益充盈，小麦、大麦、牛羊肉等粮草物资通过铁路和公路运往宋军驻地，彻底解决了大宋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难题，使宋军无需再依赖遥远的中原转运。

手工业作坊不仅满足了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更开始为宋军制造箭矢、马鞍、帐篷等军需品，补充军备消耗。

商路的畅通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成为大宋治理中亚的财政支撑，进一步反哺民生与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