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那样，用成绩证明自己？”

我思考了一会儿。图书馆的窗户反射着秋日的天光，一群鸽子飞过，在窗玻璃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影子。

“反驳需要消耗时间和情绪资本，并且效果不确定。”我说，“最优策略是在他们的评价体系内取得无法质疑的成果。如果一道题目的完美解答需要十个小时，而一场辩论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且结果不确定，那么前者效率更高。”

“但他们会说你是死记硬背，或者说你作弊。去年有个女生在复变函数考试中拿了高分，就有人散布谣言说她‘用特殊手段换来了考题’。”

“那么就需要在公开场合展示思维过程。”我说，“比如课堂提问、研讨会报告。或者，当质疑出现时，当场拆解质疑本身的逻辑漏洞。”

卢恩点点头：“这很符合你的风格。不过露娜......”她犹豫了一下，“我听说，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关于女性角色......你可能很快就会听到更系统的理论了。”

“我已经听到了。”我说，“高频电路课上，教授引用了‘德国妇女的基本愿望是扮演好妻子和母亲’。”

“这只是开始。”卢恩的声音更低了，“我父亲说，大学里有些教授开始主动将政治意识形态引入课堂，尤其是哲学、历史、社会学。数学和工程暂时还算‘干净’，但是，谁知道呢。冯·诺伊曼博士已经去了美国，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反犹思潮。”

我们沉默地吃完了午餐。

周五下午，我和菲利克斯在柏林大学图书馆见面。

我直接说明了高频电路课程的情况，以及需要担保签字的要求。

菲利克斯听完，眉头微微蹙起。“克劳斯教授我听说过，是老派的工程师，技术过硬但观念保守。他要求男性担保，虽然不违反校规停顿了一下，“露娜，你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