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的圣地。我们去奥古斯汀啤酒馆，传统，游客多，反而安全。”

“贝格勃劳凯勒……”我想起1923年那里发生了一场暴动。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只记得大人们紧张的低语和街上突然增多的警察。现在，那里似乎成了某种极端思想的聚集地。

“我认识的一个叔叔让我少去那些地方。”我说。这是事实，表明立场，同时避免卷入。

奥古斯汀啤酒馆人声鼎沸，木制长桌旁坐满了各色客人。我们选了角落的位置，点了啤酒和小食。尤尔根喝了一大口啤酒，舒了口气：“有时候觉得，数学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吵了。”

伊丽莎白转动着酒杯：“我父亲在报社工作，他说最近政治新闻的篇幅越来越大，观点也越来越……极端。”

“柏林也一样。”我说，“街头的口号，集会的喧嚣。但大学里暂时还算安静。”

“希望如此。”尤尔根摇头，“不过慕尼黑毕竟是……运动兴起的地方。大学里也有学生团体开始活跃，穿褐衫，喊口号。我们数学系还算好，哲学系和历史系那边争论得很厉害。”

伊丽莎白点了点头。“有些教授开始夹杂一些……与学术无关的评论。关于‘德意志科学’、‘纯粹性’之类的。”

“愚蠢。”尤尔根嗤之以鼻，“科学就是科学，哪来的‘德意志’或‘犹太’之分？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相对论难道是‘犹太物理学’？荒谬！”

“小声点。”伊丽莎白看了看周围。

“选择忽略噪音是最优策略。”我说，“专注可解决的问题。”

伊丽莎白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但有些噪音，可能会改变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公理体系。”

她说得对。如果整个社会的“公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规则，被暴力修改，那么即使是最纯粹的数学研究，也可能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冯·诺伊曼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