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这是‘门户不当’。他们拒绝承认这门婚事。所以，露娜，你小时候从未见过祖父母，他们直到去世，也未曾接纳你的母亲和你。”

记忆的碎片骤然拼合。母亲偶尔流露出的、对“上流社会”既向往又怨恨的复杂眼神；她对我提及父亲时那矛盾的语气，既有对牺牲带来的艰难处境的埋怨，又似乎藏着一丝对父亲当年坚持的复杂情绪。而我，确实从未有过关于祖父母的任何印象，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现在这条缺失的信息被填补了：一个因为阶级偏见而断裂的家庭关系。

“托马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隆美尔说，“他告诉我：‘埃尔温，如果连选择与谁共度一生的自由都没有，那么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1916年7月，凡尔登。”隆美尔的声音更沉了，“我所在的连队奉命在一次夜间行动中转移阵地，路线是机密。你父亲所在的部队遭遇法军突袭，他被俘了。“ 咖啡馆的钢琴曲不知何时停了，只有我们这一桌的低语，和窗外愈发清晰的口号声——“觉醒！德意志！”

待口号声消去，隆美尔叔叔继续说，“法军审讯他。他们承诺，只要他说出情报，就给他一条生路，送他回德国与妻女团聚。”隆美尔的声音很平静，但交握的指节微微泛白，“你父亲拒绝了。不是出于盲目的忠诚，而是基于计算：如果他开口，法军就能推算出我们整个连队的转移路径和薄弱点，至少两百名士兵会因此陷入埋伏。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两百人的安全，这个不等式的方向很明确。”

隆美尔直视着我的眼睛，“法国人在最后处决了他。他在被俘前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让一个侥幸逃脱的士兵带回来。信里说……”

隆美尔从军装内袋取出一个泛黄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信纸，递给我。

信纸上有几处褶皱和淡淡的污渍，但字迹清晰。

“埃尔温，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