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间里，几个青衫文士低声感慨，“民心、军心、士林心，三心已得其二。剩下那君心，不过是个名分问题。”

果然，潼关的折子一日三递，言辞一封比一封恳切，京城却始终沉默。

直到第四日。

潼关来的不是折子，是一根荆条，和一份请罪书。

荆条是贡山特有的荆棘，坚硬带刺。请罪书的内容却石破天惊——

豫章王自称，当年暴毙乃是奉先帝密旨：诈死隐退，暗中练兵强国。先帝明察远见，早觉大周虽表面强盛，实则危机四伏——北有胡族虎视眈眈，西有吐蕃蠢蠢欲动，东南海疆倭寇频扰。故命豫章王暗中组建新军，改良火器，操练水师，以备不虞。

“臣隐忍二十载，幸不辱命。”请罪书末尾写道，“今新军已成，火器可战，水师可航。臣老矣，惟愿归京祭告皇兄：当年所托，臣已办妥。祭毕即返潼关，绝不久留。”

还特地强调：“此行仅臣一人，不带一兵一卒。”

朝野哗然。

疑点自然有——先帝既留此密旨，为何不告知当今？为何二十年来毫无音讯？

但无人敢深究。

因为这话里的弦外之音，谁都听懂了：你若让我以欺君之罪论处，我便有奉旨练兵之功；你若容我回京祭拜，我便还是忠臣贤王；你若不允——

潼关之外，那些出现的贡山军，那些边将，那些一夜平乱的铁腕，便是答案。 这是阳谋。以一人之身，挟大势相逼。

次日，少帝承太后懿旨，准豫章王回京。命文正章事裴籍，一路护送豫章王返京。

圣旨下达那日，京城百姓涌上街头，争睹这位死而复生的传奇亲王。

喜来居内，虞满听着文杏一一禀报外间动向，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中那块冰凉的令牌。

豫章王要回来了。

带着他经营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