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男人，工作又体面，饿不死。我死了，每年又省去他几万块衣服首饰的开销。而且，即使给他了，他还不是会扑向第一个听他倾诉的女人？我死了才赔的钱，为什么不能给我的小母鹿，而给那个女人？”

婷婷沉默了。“你何必推辞。”克莉丝汀又说，“我明天死了，你未定拿得到这钱呢。他们会说五十万付给一个只干过几个月的保姆太离谱了。肯定是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欺骗了我、胁迫了我，或者脑瘤搅乱了我的心智，我把天经地义归丈夫的保险金给了外人。”

“这么说，你改换受益人，并没有告诉伊万？”

“告诉他？要得到他的保证吗？我死了还能跟他争，说他不守诺言？”

“克莉丝汀，我没心思考虑保险金，我想伊万也一样。再说这是多年以后的事吧，至少我希望如此。你把这个给我，我很感激，但你好好养病吧，别多想了。”

克莉丝汀没有罢休。后来告诉婷婷，为了防止伊万闹事，她把二十五万给婷婷，另二十五万留给伊万。

“这二十五万你一定要拿着。你保证！”

“知道了，一切听你的。”

回想这晚的事，婷婷清晰地记得，得知克莉丝汀立自己为受益人时，尽管她疲惫、昏沉，一股喜悦还是不可阻止地涌进大脑。婷婷诧异，她天性不爱财，二十五万（或者五十万）的保险金也不是中了大彩票，够花一辈子，怎么有这种反应；仿佛她和克莉丝汀的感情有个确定的价值，仿佛这几个月她耐心陪着克莉丝汀，是为了在情人去世后获取这些赔偿。婷婷丧气，像有人无故羞辱了自己。所幸克莉丝汀在世的时候，她没有工夫多想这些。

天亮了婷婷去公寓打了个盹，再回医院陪克莉丝汀。这天有几位访客。一位六七十岁、欧洲口音的矮胖女士，克莉丝汀介绍是伊万的母亲。她们婆媳的过节，婷婷也有耳闻。两人不多说